张家梁上最后的苞谷 第一卷:风声 第五章 破局

七月将尽,天气热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。

李家洼村的人们发现,李金财最近瘦了。不是那种病态的消瘦,而是那种被事情压着的、慢慢被磨掉了一圈肉的瘦。他的下巴尖了一些,脖子上的皮松了一些,那颗土豆一样的脑袋似乎也小了一号。但头发还是梳得一丝不苟,发蜡的味道在村子里走过的地方都能闻到——像是某种标志,告诉大家:李金财还在,李家洼村的魂还在。

这半个月里,李金财做了很多事。

他整理了张家梁三十六户人家的完整档案,每户的地块位置、面积、土地类型、种植历史、近三年产量,一一列明。这份档案花了他整整五天时间,每天从早到晚坐在村委会里翻旧账本、查土地确权登记表、跟老人们核实数据。有些数据对不上,他又带着李二狗去地里重新丈量。七月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,两个人拉着一根五十米的皮尺,在地里来来回回地走,衣服湿了干、干了湿,后背上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。

李二狗嘴上叫苦,但活干得不含糊。他用一根木棍在地上戳了个洞,把皮尺的一头塞进去,然后大声喊:“金财哥,这头好了!你那边拉直了没有?”李金财在地的另一头,眯着一只眼瞄着皮尺上的刻度,喊回去:“还差两尺!往东边挪挪!”两个人就这么一尺一尺地量完了八十亩地,把每一块地的边界都重新确认了一遍。

量到张德贵家那块五亩六分的地时,张德贵本人就站在旁边看着,一言不发。李二狗量完之后,报了个数字:“五亩六分三厘。”张德贵哼了一声:“三厘就算了?我种了五十年,还不知道这块地多大?五亩六分半,少半分都不行。”李二狗看了看李金财,李金财点了点头:“按德贵叔说的记。”李二狗在笔记本上写下“五亩六分半”,张德贵这才扛着锄头走了。

他还起草了一份《李家洼村高速公路征地村民诉求书》。这份诉求书是他让李小龙在县城帮他打的字,用A4纸打印出来,整整三页。诉求书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:

“秦巴高速公路是国家重点工程,对改善秦巴山区交通条件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李家洼村全体村民坚决拥护国家政策,全力支持高速公路建设。但征地工作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,希望有关部门充分考虑本村实际情况,在补偿标准上给予适当倾斜,确保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。”

这段话是李小龙写的,李金财看了之后改了几个字。李小龙写的是“希望有关部门充分考虑”,李金财把“希望”改成了“恳请”,把“考虑”改成了“体恤”。“恳请体恤”——这四个字,比“希望考虑”低了一个姿态,但多了一份分量。在农村办事,姿态低有时候比姿态高好使。你把自己放低了,对方就不好意思把你往死里压。

诉求书的主体部分分成了四个小节:土地补偿、青苗补偿、迁坟补偿、安置补偿。每个小节都有详细的数据和理由。在土地补偿一节中,他写道:

“李家洼村张家梁一带的耕地,黑土层厚度达30-40厘米,有机质含量高,保水保肥能力强,是秦巴山区少有的优质耕地。根据本村近三年的产量记录,该地块苞谷平均亩产达1200斤,比全镇平均水平高出25%。按照现行粮食价格计算,每亩地的年产值约为1200元。按三十年计算,每亩地的总产值为36000元。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和土地的不可再生性,恳请将土地补偿标准定为每亩40000元。”

这个数字不是随便写的。李小龙帮他用一个叫Excel的软件算了半天,把近三年的产量、价格、成本都算了进去,最后得出了这个数。李金财看了之后说:“三万六就够了,你写四万,人家不砍价?”李小龙说:“谈判的时候要留出砍价的空间。你要三万六,人家还到三万四;你要四万,人家还到三万六,结果是一样的,但你显得更有诚意。”李金财想了想,觉得儿子说得有道理,但他还是把四万改成了三万八。他的理由是:“咱们村的人实在,要价太高了,人家觉得你不诚心。”李小龙没有再争,但他心里觉得父亲是对的——在农村,太精明的算计反而会让人反感。

迁坟补偿一节,是他让李老八口述、他记录的。李老八那天坐在他家的堂屋里,掰着手指头一项一项地算:

“棺材,柏木的,一口少说两千块。做工,请木匠,五百。寿衣,从头到脚,三百。做法事,请道士,最少三个,一人一天两百,连做三天,一千八。风水先生的辛苦费,五百——这个是我替别人算的,我自己不要。请客吃饭,亲戚朋友都来了,少说三桌,一桌三百,九百。纸钱、香烛、鞭炮,这些零碎的东西,加起来也得两三百。还有挖坑、抬棺、下葬的人工,现在请人干活不能白请,一天一人一百,最少十个人干两天,两千。零零总总加起来,六千都打不住。”

李老八说这些的时候,表情很认真,像是在做一个神圣的、不容置疑的计算。李金财听完之后,在本子上写下了“每座坟补偿六千元”几个字。李老八看了一眼,点了点头:“这个数差不多。再多人家也不愿意给了。”

青苗补偿一节,他根据今年的长势和市场价格,算出了每亩一千五百元的标准。安置补偿一节,他提出了两个要求:一是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险,二是在高速路开通后为本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。

诉求书写好之后,李金财把它打印了三份,一份留给村委会存档,一份准备交给周处长,一份贴在了村委会门口的公告栏上。贴公告的时候,赵兰花在旁边看着,说:“金财哥,你把咱们的底牌都亮出来了,人家不就都知道咱们要什么了吗?”李金财说:“谈判不是打牌,底牌藏不住。你把要求明明白白地写出来,人家才知道你的诚意。藏着掖着,人家觉得你心里有鬼。”

赵兰花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。她不太懂这些“谈判”的道理,但她信李金财。这些年,李金财办的事,还没有一件让大家失望过。

八月初的一个下午,李金财接到了周处长的电话。

“李主任,您之前给我的那些数据,我报到上面去了。领导研究之后,给了个初步意见。您看什么时候方便,咱们见面谈一谈?”

李金财的心跳加快了一拍,但声音很平稳:“周处长,我随时方便。您定时间。”

“那就明天上午吧。我去村里找您。”

“好的,我等您。”

挂了电话,李金财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。他点了一根烟,慢慢地抽着,烟雾在房间里缭绕,像一个犹豫不决的幽灵。

他在想,周处长会给出什么样的答复。

按照他的估计,有两种可能。一种是好的——上面同意了大部分要求,补偿标准大幅提高。这种可能性不大,因为上面也要考虑其他村子的平衡,不可能给李家洼村开太大的口子。另一种是不好不坏的——上面同意适当提高,但离他的目标还有差距。这种可能性最大。到时候他就面临一个选择:接受,还是继续谈?

接受,村民们可能不满意。继续谈,又可能把路谈没了。

他抽完一根烟,又点了一根。

他想起了李小龙说过的话:“谈判就是弥合差距的过程。你出价三万八,他出价三万二,最后在三万五成交。这个结果大家都能接受。”三万五?他摇了摇头。三万五太低了,张德贵不会同意。至少要三万六,最好是三万八。

他又想起了李老八说过的话:“不能把他们逼急了。逼急了,人家改线了,咱们什么都得不到。”三万六,也许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点。

他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,站起来走到窗前。窗外是一片灰蒙蒙的天,远处的山峦在暑气中微微发颤,像海市蜃楼。村委会门口的空地上,几个孩子在踢足球——那是一个瘪了一半的皮球,踢起来歪歪扭扭的,但孩子们笑得很开心。

他看着那些孩子,忽然想起了张德贵说的修桥的事。“村口那条河,一到夏天就涨水,孩子们上学要绕三里路。”如果征地的事谈成了,张德贵要拿一部分钱修桥。桥修好了,孩子们就不用绕路了。

这件事,让他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。不是为了钱,不是为了名,是为了那些孩子——那些在空地上踢瘪皮球的孩子。

他回到桌前,拿起笔,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:“底线:土地补偿三万六。目标:三万八。”

写完之后,他把笔记本锁进抽屉里,锁好钥匙,走出了办公室。

那天晚上,李金财没有睡好。

他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地想明天谈判的事。他想了各种可能的情况——周处长说什么,他怎么回答;周处长提什么条件,他怎么应对;周处长如果不同意他的要求,他怎么说服。

他把所有能想到的问题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,每个问题都准备了至少两种回答。一种回答是“软的”——讲道理、摆数据、诉苦衷;一种回答是“硬的”——讲政策、讲法律、讲村民的合法权益。软硬兼施,两手准备。

他想到了凌晨两点,还是没有睡意。他索性起床,走到院子里,坐在石凳上抽了一根烟。

月亮很大,圆圆的,像一面铜锣挂在半空中。月光洒在月季花上,花朵的颜色变得朦朦胧胧的,红的像粉的,粉的像白的,白的像银的。院子里的丝瓜藤在夜风中轻轻摇晃,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,像在窃窃私语。

他想起了一个人——他女人。

她活着的时候,每到夏天的夜晚,两个人就坐在这个院子里乘凉。她摇着一把蒲扇,给他扇风,也赶蚊子。她总是说:“金财,你少抽点烟,对身体不好。”他总是说:“知道了知道了。”但从来不改。她也不恼,第二天还是会说同样的话。

她走了五年了。五年里,他学会了浇花、施肥、修剪,把月季花养得比她活着的时候还好。但他始终学不会的一件事是——少抽烟。

他抽完一根烟,又点了一根。烟雾在月光下升腾,像一条细细的白蛇,慢慢地消散在夜空中。

“你要是还在就好了。”他低声说了一句。

没有人回答。只有丝瓜叶在风中沙沙作响。

他在院子里坐了一个小时,然后回到屋里,躺在床上,闭上眼睛。这一次,他很快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,李金财破例没有先去村委会,而是去了张德贵家。

张德贵正在吃早饭。他的早饭很简单——一碗玉米糊糊,一个馒头,一碟咸菜。玉米糊糊是用石磨磨的玉米面熬的,稠稠的,黄澄澄的,冒着热气。他端着碗,用筷子搅了搅,吹了吹,喝了一口,发出“吸溜”一声响。

“德贵叔。”李金财推门进来。

“来了?吃了没?”张德贵头也没抬。

“吃过了。德贵叔,周处长今天要来谈补偿的事。我想请您一起去。”

张德贵的筷子停了一下,然后继续夹咸菜。

“我去干嘛?上次去了,也没说上几句话。”

“您是张家梁上最大的户,您不在场,我说的话没有分量。”

张德贵把最后一口玉米糊糊喝完,用馒头把碗底擦了一遍,塞进嘴里。他嚼了嚼,咽下去,然后看着李金财。

“金财,你跟我说实话——你觉得今天能谈成吗?”

李金财想了想:“不一定能谈成,但能谈出一个大概的方向。”

“什么方向?”

“补偿标准会提高。但提高到多少,今天可能定不下来。”

张德贵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站起来,走到墙边,拿起那把开山锄。

“行。我去。但我还是那句话——四万。低于四万,我不签。”

“德贵叔,四万是咱们的目标。但谈判嘛,你总得给对方留点还价的余地——”

“我不管什么余地不余地。”张德贵打断了他,“四万就是四万。少一分都不行。”

他的语气很硬,像一块铁板,敲上去“当当”响。李金财知道,在这种语气面前,任何劝说都是徒劳的。他点了点头:“好。四万。我记住了。”

两个人一起出了门,朝村委会走去。路上遇到了几个村民,都用探询的目光看着他们——大家都知道,今天是关键的一天。

李二狗已经在村委会门口等着了。他今天穿了一件新衬衫——白色的,短袖的,领口还挂着标签没剪。他见李金财来了,赶紧迎上来。

“金财哥,我刚才去村口看了看,周处长的车还没来。”

“不急。他说上午来,没说几点。”

三个人走进会议室,坐下来等。赵兰花也来了,她穿着一件碎花衬衫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,看起来比平时斯文了不少。她一进门就嚷嚷:“金财哥,我听说今天要谈补偿的事,我来听听。我不说话,就在旁边听着。”

李金财看了她一眼:“行。你听着,别说话。”

赵兰花找了个角落坐下来,两条粗壮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,一副“我准备好了”的样子。

九点半的时候,周处长的车到了。

这次他又是自己来的,没有带别人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,深蓝色的西裤,皮鞋擦得很亮。他的头发比上次见的时候长了一些,但依然梳得整整齐齐。他的表情很平静,看不出是喜是忧。

“李主任,张大爷,又来打扰了。”他笑着跟大家打招呼。

“周处长,请坐。”李金财把他让到会议桌的主位——这个位子平时是李金财坐的,但今天他特意让给了周处长。这是礼节,也是一种姿态——你是上面来的,你坐主位,我尊重你。但你坐了主位,你也要担起主位的责任。

周处长坐下来,打开公文包,拿出一沓文件。

“李主任,您上次给我的那些数据,我回去之后认真研究了。说实话,您做的工作很扎实,数据很详实,很有说服力。我把这些数据报到上面之后,领导们也很重视,专门开了一个会来研究李家洼村的情况。”

他顿了顿,翻开文件的第一页。

“经过研究,领导们同意在原有补偿标准的基础上,适当提高李家洼村的补偿标准。具体来说——”

他念出了一串数字:

“旱地补偿标准,由每亩三万二千元提高到三万六千元。水田补偿标准,由每亩四万五千元提高到四万八千元。青苗补偿标准,由每亩八百元提高到一千二百元。迁坟补偿标准,由每座三千元提高到五千元。”

他念完之后,合上文件,看着李金财。

“李主任,您看这个方案怎么样?”

会议桌上一片安静。

李金财的心算了一下——土地补偿三万六,比他的底线正好,比他的目标低两千。青苗补偿一千二,比他提出的一千五低三百。迁坟补偿五千,比他提出的六千低一千。总的来说,比他预期的稍低,但差距不大。

他看了看张德贵。张德贵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但他的握着锄头的手微微收紧了。他的嘴唇动了动,像是在说什么,但没有发出声音。

“周处长,”李金财开口了,“感谢您和领导们的努力。这个方案比原来的方案确实提高了很多,说明领导们是重视我们村的实际情况的。但是——”

他故意拖长了“但是”两个字,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个转折的分量。

“但是,这个方案离我们的期望还有一些差距。土地补偿三万六,比我们提出的四万还差四千。青苗补偿一千二,比我们提出的一千五还差三百。迁坟补偿五千,比我们提出的六千还差一千。三项加起来,总差距还是不小的。”

周处长点了点头,没有说话。他的表情依然很平静,但李金财注意到,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了一下——只有一下,很快就停了。这个细节,让李金财心里有了一点底——他在紧张,或者说,他在等李金财的下文。

“周处长,我不是在跟您讨价还价。我是想请您理解一下村民们的实际困难。土地补偿差了四千,听起来不多,但对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来说,四千块是一笔大钱。他可能一年的收入也就这么多。青苗补偿差三百,够买两袋化肥了。迁坟补偿差一千,够少请一个道士了。”

他顿了顿,语气变得更加恳切。

“周处长,我不是要为难您。我知道您有您的难处,上面有上面的规矩。但您也要理解我们——我们是靠地吃饭的人。地没了,就什么都没了。我们不是想多要钱,我们只是想要一个‘说得过去’的补偿。”

周处长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李主任,您说的这些,我都理解。但我也有我的难处——这个方案是领导们开会定的,不是我一个人能做主的。我能做的,就是把这个方案拿给您看,听听您的意见。如果您觉得有差距,我可以把您的意见带回去,再跟领导们汇报。”

他的语气很诚恳,但李金财听出了这话里的潜台词——“这个方案已经是底线了,再往上谈的可能性不大。”

李金财看了看张德贵。张德贵的脸色很难看,像一块被霜打过的茄子。他的嘴唇紧紧地抿着,腮帮子上的肌肉微微跳动。李金财知道,他在忍着不发作。

“周处长,”李金财说,“能不能这样——土地补偿三万六先定下来,这个我们不争了。但青苗补偿和迁坟补偿,能不能再高一点?青苗补偿提到一千五,迁坟补偿提到六千。这两项加起来,总数多了也不多,但对村民来说,是个态度。”

周处长想了想:“青苗补偿提到一千五,这个我可以回去争取。但迁坟补偿六千——这个难度比较大。因为迁坟补偿的标准是全省统一的,单独给李家洼村提高,其他村会有意见。”

“那——五千五?”

“五千二。这是我最多能争取的。”

李金财看了看张德贵。张德贵微微点了点头。

“好。青苗补偿一千五,迁坟补偿五千二。土地补偿三万六。周处长,这个方案,我可以回去跟村民们商量。但我不敢保证大家都能接受。”

“李主任,我理解。您先跟村民们商量,有什么意见再跟我说。”

周处长站起来,跟李金财握了握手。他的手很干燥,很有力,握了三秒,松开。

“李主任,我再跟您说一件事。这个方案,是领导们研究之后给出的最优方案。如果这个方案村民们还不同意,那可能就要考虑调整线路了。这不是威胁,是实话。因为工期不等人,我们不能在一个村子上耽误太久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,语气很平静,但李金财听出了这话里的分量——这是最后通牒。虽然他说“不是威胁”,但这就是威胁。接受这个方案,或者接受改线。没有第三条路。

“周处长,我明白。”李金财说,“我会尽快给您答复。”

周处长走了之后,会议室里沉默了很久。

张德贵第一个开口了。他的声音很低,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。

“三万六。比四万差四千。”

“德贵叔,我知道。但青苗补偿和迁坟补偿都提高了,总的算下来,其实差不了多少。”

“差不了多少也是差。”张德贵的语气很硬,“我说过,四万。少一分都不行。”

赵兰花在角落里忍不住了:“德贵叔,您别这么倔。三万六已经比原来的三万二多了四千了。四千块啊,够买多少东西了?”

张德贵看了她一眼:“兰花,你不懂。这不是钱的问题。这是——这是面子的问题。他们给三万六,说明他们还是不把咱们的地当回事。如果他们真的重视,就应该给四万。”

李二狗在旁边摇了摇头:“德贵叔,您这话不对。人家给了三万六,说明人家已经把咱们的地当回事了。三万二到三万六,提高了四千块,这是真金白银的诚意。您要是死咬着四万不放,人家真的改线了,咱们连三万六都拿不到。”

张德贵的脸色变了。他盯着李二狗,目光像两把刀子。

“二狗,你是在教训我?”

李二狗赶紧摆手:“不是不是,德贵叔,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就是说——”

“你说什么说?”张德贵的声音提高了,“你算什么东西?你在河滩上有几亩烂地,巴不得被征了拿钱走人。你当然不在乎多少,给多少你都签。但我不一样!我的地是好地!是我种了五十年的地!我有资格说话!”

李二狗的脸涨得通红,嘴巴张了张,想说什么,但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,在这种时候跟张德贵顶嘴,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。

李金财赶紧打圆场:“好了好了,都别说了。德贵叔,二狗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是说,三万六这个数,咱们可以再商量,不用现在就定下来。周处长不是说可以再汇报吗?咱们再争取争取。”

张德贵哼了一声,站起来,扛着锄头走了。走到门口的时候,他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:“四万。少一分都不行。”

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“咚咚”地响,像有人在敲鼓。

赵兰花叹了口气:“金财哥,德贵叔这个人,太倔了。三万六已经不错了,他还想要四万。万一人家真的改线了,怎么办?”

李金财没有回答。他坐在椅子上,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。

他在想一个问题——张德贵的“四万”,是真的不能让步,还是在虚张声势?

按照他对张德贵的了解,应该是真的不能让步。张德贵这个人,不是那种会虚张声势的人。他说四万,就是四万。你说三万九千九,他都不会签。这不是钱的问题,是“理”的问题。在他看来,四万是一个“理”字——你给了我四万,说明你承认我的地是好地,你尊重我。你只给三万六,说明你还是觉得我的地不值钱,你还是不把我当回事。

这个“理”字,比钱重要。

但周处长那边,已经给出了“最优方案”。如果再往上谈,可能性不大。而且周处长说了“调整线路”的话,说明他的耐心也到了极限。

他夹在中间,两边都不好办。

“金财哥,”李二狗的声音把他从思绪中拉了回来,“我觉得德贵叔那边,你可以再做做工作。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,你好好跟他说,他能想通的。”

“不一定。”赵兰花摇了摇头,“德贵叔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认准的事,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你越劝他,他越倔。”

“那怎么办?就这么僵着?”

“先别急。”李金财终于开口了,“让我想想。”

他站起来,走到窗前,看着外面的天空。天很蓝,蓝得像水洗过一样,几朵白云在天上慢慢地飘着,像一群吃饱了草的山羊。

他想起了李小龙说过的一句话:“谈判的时候,不要把所有的诉求都捆在一起谈。分开谈,更容易达成妥协。”

分开谈——土地补偿三万六,这个已经定了,不能再改了。但青苗补偿和迁坟补偿,还可以再争取。如果把这两项再提高一点,总数上去了,张德贵也许能接受。

青苗补偿从一千五再提高到一千八?迁坟补偿从五千二再提高到六千?这两项加起来,总数多了两千一。对一个农户来说,两千一虽然不是大数目,但也是一个态度——说明上面还在努力,还在争取。

他拿起手机,拨了周处长的号码。

“周处长,我是李金财。有个事想再跟您商量一下。”

“李主任,您说。”

“土地补偿三万六,我们接受了。但青苗补偿和迁坟补偿,能不能再高一点?青苗补偿一千八,迁坟补偿六千。您看行不行?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李主任,青苗补偿一千八——这个有点高了。一千五已经是上限了。迁坟补偿六千,我之前说过,难度很大。”

“那——青苗补偿一千六,迁坟补偿五千五?”

又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李主任,这样吧。青苗补偿一千六,迁坟补偿五千五。这是我能争取的最大限度了。如果这个还不行,那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”

“好。周处长,谢谢您。我回去跟村民们商量。”

挂了电话,李金财算了一下——土地补偿三万六,青苗补偿一千六,迁坟补偿五千五。对一个有三亩地、两座坟的农户来说,总收入大约是:三万六乘以三,加上一千六乘以三,加上五千五乘以二,等于十万零八千加四千八加一万一千,总共十二万三千八百元。比原来三万二的方案多了将近四万块。

这个数,应该能说服大多数人了。

但张德贵呢?张德贵家有五亩六分地,没有坟——他家的祖坟不在张家梁上,在后山的另一块地里。所以他不需要迁坟。他的总收入是:三万六乘以五点六,加上一千六乘以五点六,等于二十万一千六百加八千九百六,总共二十一万零五百六十元。比原来三万二的方案多了六万多块。

六万多块,对张德贵来说,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但他会不会因为“四万”的面子问题,连这六万多块都不要了?

李金财觉得,张德贵不会这么傻。他不是傻子,他知道六万多块意味着什么。他只是需要一个人给他一个台阶下——一个能让他觉得“我没有妥协,我只是接受了现实”的台阶。

这个台阶,李金财得给他搭。

当天晚上,李金财又去了张德贵家。

张德贵正在院子里乘凉。他坐在一把竹椅上,手里摇着一把蒲扇,面前的石桌上放着一壶茶和一个茶杯。茶是粗茶,泡得浓浓的,颜色像酱油。他看见李金财进来,没有起身,只是用蒲扇指了指旁边的椅子。

“坐。”

李金财坐下来。张德贵给他倒了一杯茶。茶很苦,但李金财喝了一口,没有皱眉头。

“德贵叔,我又跟周处长通了个电话。青苗补偿提到了一千六,迁坟补偿提到了五千五。”

张德贵没有说话。他摇着蒲扇,一下一下的,节奏很慢。

“土地补偿还是三万六。这个改不了了。”

张德贵还是没有说话。

“德贵叔,我知道您想要四万。但三万六这个数,已经是人家能给的最高的了。周处长说了,如果这个还不行,就要考虑调整线路了。”

张德贵的蒲扇停了一下,然后继续摇。

“金财,”他终于开口了,“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倔了?”

“不是倔。是——”

“是什么?”

“是有原则。”李金财斟酌着用词,“您觉得四万是个原则问题,不能退让。我理解。”

张德贵看了他一眼,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像是欣慰,又像是苦涩。

“金财,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四万吗?”

“为什么?”

张德贵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说:“因为这四万,不光是钱。它是一种承认。承认这块地是好地,承认我张德贵种了一辈子地没有白种,承认农民的脸面也是脸面。”

他的声音很低,像是在跟自己说话。

“三万二,是他们定的。三万六,是他们施舍的。四万,才是他们承认的。三万六和四万,差了四千块。这四千块,不是钱,是脸面。你懂吗?”

李金财懂。他太懂了。

在农村,“脸面”这个词,比任何东西都重。你可以穷,可以没文化,可以没本事,但不能没有脸面。脸面是一个人在村里的立足之本。没了脸面,你就矮人一截,你就抬不起头,你就被人看不起。

张德贵在村里活了一辈子,最在乎的就是这张脸面。他是张家的族长,是村里辈分最高的人,是所有人眼里的“硬汉子”。如果他接受了三万六,就等于承认自己的“硬”是假的,自己的“脸面”是可以被钱收买的。

他不能接受这个。不是因为他不在乎钱,是因为他更在乎脸面。

“德贵叔,”李金财说,“我有一个想法。”

“什么想法?”

“三万六,咱们接受。但您在签字的时候,可以提一个条件——用补偿款的一部分,给村里修一座桥。这件事,您上次跟我说过。”

张德贵的蒲扇停住了。

“您想啊,桥修好了,大家都方便。孩子们上学不用绕三里路了,乡亲们过河也不用担心涨水了。这座桥,就是您的脸面。比那四千块值钱多了。”

张德贵沉默了很久。

月光照在他的脸上,他的表情在明暗之间变幻不定。李金财看不清他在想什么,但他能感觉到,那堵心里的墙在松动。

“金财,”张德贵终于开口了,“你说修桥的事,是认真的?”

“当然是认真的。您出了钱,桥修好了,上面刻着您的名字。‘张德贵捐建’——五个字,比什么都有面子。”

张德贵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——那是笑的痕迹,但他很快就把这个痕迹抹去了。

“我不要刻名字。”他说,“我修桥不是为了出名。”

“那就刻‘李家洼村全体村民捐建’。桥是您出钱修的,但名义上是大家的。这样大家都有面子,您也落个好名声。”

张德贵想了想,点了点头。

“行。这个主意行。”

他站起来,走到院子里,仰头看了看天上的月亮。月亮很圆,很亮,照得院子里一片银白。丝瓜藤的影子在地上摇晃,像一幅水墨画。

“金财,”他说,“你这个人,精。但你精得有良心。这是我最服你的地方。”

他转过身来,看着李金财。

“三万六,我签。但我有个条件——桥的事,要写进协议里。白纸黑字,不能反悔。”

“德贵叔,桥的事不是征地协议的内容,是您个人的捐赠。不能写进征地协议里。但我们可以另外写一份捐赠协议,我给您做见证。”

张德贵想了想,点了点头:“行。那就写两份。一份征地的,一份修桥的。”

他顿了顿,又说:“金财,你别觉得我这个人不讲道理。我不是不讲道理,我是——我是怕被人看不起。种了一辈子地,到老了,地没了。要是连个说法都没有,我这辈子就白活了。”

李金财看着张德贵,忽然觉得这个倔老头儿的眼眶有点红。但张德贵很快就把头转了过去,不让他看见。

“德贵叔,”李金财的声音有点哑,“您放心。您这辈子没有白活。这座桥,就是证明。”

张德贵没有回答。他背对着李金财,站了很久。月光照在他宽阔的背上,像一个沉默的山丘。

第二天,李金财召集了张家梁上的三十六户人家,在村委会开了一个会。

会议室里坐满了人,有的坐着椅子,有的站着,有的靠在墙上。空气里弥漫着旱烟和汗水的味道,嗡嗡的说话声像一群蜜蜂在飞。

李金财把周处长给出的方案跟大家说了一遍——土地补偿三万六,青苗补偿一千六,迁坟补偿五千五。他把每一项的数字都念得很清楚,还把每户的总收入大致算了一下。

他说完之后,会议室里炸了锅。

有人说:“三万六?比原来多了四千,不错了。”

有人说:“多了四千也不够。人家王家洼四万五呢。”

有人说:“王家洼是水田,咱们是旱地,不能比。”

有人说:“旱地怎么了?咱们的旱地比人家的水田还好呢。”

有人说:“要我说,三万六就三万六吧,别折腾了。再折腾下去,人家改线了,咱们什么都没有。”

有人说:“你懂什么?人家说改线就改线?那是吓唬你的!”

争论的声音越来越大,越来越激烈。有人拍桌子,有人骂娘,有人站起来指着对方的鼻子。赵兰花在旁边急得直跺脚,但又不敢插嘴——她记得李金财说过“别说话”。

李金财没有制止他们。他坐在主席台上,点了一根烟,慢慢地抽着,等他们吵够了再说。

他知道,这种争论是必要的。每个人都需要发泄一下,把心里的不满说出来。说出来之后,心里就舒服了,就能冷静地思考了。

吵了大概半个小时,声音渐渐小了。有人开始抽烟,有人开始喝水,有人靠在墙上闭目养神。

李金财把烟头掐灭,站了起来。

“都说完了?”他环顾了一圈,“说完了我说几句。”

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。

“第一,三万六这个数,是周处长那边能给的最高的了。我跟他谈了三次,从三万二谈到三万六,每涨一千块都不容易。他不是不想给更高,是他上面有领导,有政策,有规矩。他能给到这个数,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”

他停了一下,看了看每个人的表情。

“第二,三万六这个数,跟咱们的期望有差距。这个我知道。但咱们也要面对现实——咱们村的地,确实不是水田,不能跟王家洼比。三万六,在旱地里算高的了。”

“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——这条路,对咱们村来说,不只是征地补偿的事。路通了,咱们村就活了。山里的东西能运出去了,外面的人能进来了,孩子们上学方便了,老人看病方便了。这些东西,不是钱能衡量的。”

他顿了顿,声音低了下来。

“我知道,有人会说——你李金财站着说话不腰疼,地不是你的,你当然不在乎。但我要告诉你们——地虽然不是我的,但我是这个村的村主任。这个村的事,就是我的事。你们的利益,就是我的利益。我跟周处长谈了三次,每一次都尽力了。我没有对不起大家。”

他说完,坐了下来。

会议室里沉默了很久。

王老四第一个开口了:“金财,我信你。三万六,我签。”

他站起来,走到主席台前,拿起笔,在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。他的手有点抖,但字写得工工整整的。

有了第一个,就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。陆陆续续地,有二十多户人家签了字。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——有的平静,有的犹豫,有的像是松了一口气,有的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

但也有几户没有签。他们坐在椅子上,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谁也不说话。

张德贵是最后一个。他坐在角落里,手里攥着那把开山锄,脸上的表情很复杂。他看着那些签了字的人,又看了看那些没签的人,目光在他们之间来回移动,像是在做一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

李金财没有催他。他知道,张德贵需要时间。

张德贵站起来,走到主席台前。他把锄头靠在墙边,拿起笔,看了一眼协议。他不识字,但他看了很久,像是在用眼睛把每一个字都记住。

然后,他签了。

他写自己的名字写得很慢,一笔一划的,像在刻一块碑。张——德——贵——三个字,写了两分钟。

写完之后,他把笔放下,转过身来,面对所有人。

“我签了。”他的声音很低,但每个字都很清楚,“但我签这个字,不是因为三万六够了。是因为金财跟我说了一句话——用补偿款的一部分,给村里修一座桥。”

他看了李金财一眼,李金财对他点了点头。

“我答应了。桥修好了,孩子们上学不用绕三里路了。这件事,比那四千块值钱。”

他说完,拿起锄头,扛在肩上,走出了会议室。他的背影在门口停了一下,像是在等什么,然后又继续走了。

赵兰花看着他的背影,眼眶红了。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,嘟囔了一句:“这个倔老头儿。”

李二狗站在旁边,手里拿着一根牙签,在嘴里转来转去。他的表情很平静,但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。

签字的当天晚上,李金财给周处长打了一个电话。

“周处长,协议签了。三十六户,全部签了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,然后传来周处长的声音,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。

“李主任,辛苦了。谢谢您的配合。”

“周处长,应该是我们谢谢您。谢谢您为我们村争取了这么好的条件。”

“李主任,您太客气了。这是我的工作。”

两个人又聊了几句,然后挂了电话。

李金财坐在院子里,看着天上的星星。今晚的星星格外多,密密麻麻的,像一把碎钻撒在黑布上。银河从大青山的山顶横跨过去,白茫茫的一片,像一条流动的河。

他点了一根烟,慢慢地抽着。

他想起了这一个月来的点点滴滴——第一次见到周处长时的试探,在镇政府开会时的观察,跟张德贵的一次次交锋,跟李二狗和赵兰花的配合,李小龙从县城发来的资料和建议,李老八算迁坟费用时的认真,刘大脑袋在河滩地上的怒吼,王老四签协议时颤抖的手,张德贵最后那个背影。

这些人,这些事,像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过了一遍。

他忽然觉得,自己这八年村主任没有白当。不是为了那点津贴,不是为了那个头衔,是为了这些人——这些种地的、喂鸡的、编筐的、赶集的、吵架的、和好的、哭的、笑的人。他们是他的乡亲,是他的邻居,是他的朋友,是他的对手,是他的家人。

他们不完美。他们自私、小气、斤斤计较、目光短浅。但他们也善良、朴实、重情重义、知恩图报。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,有血有肉,有爱有恨,有优点有缺点。

而他,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。就像张家梁上的黑土地,就像村口的大槐树,就像门前的小河。他扎在这片土地上,根深深地扎进去,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。

他抽完一根烟,把烟头掐灭在花盆里。

月季花在夜风中轻轻摇曳,花瓣上的露水在星光下闪着微光。他蹲下来,摸了摸花瓣,手感很软,很滑,像女人的皮肤。

“你放心吧。”他低声说,“我会照顾好这些花的。”

丝瓜叶在风中沙沙作响,像是在回答。

他站起来,走进屋里,躺在床上,闭上眼睛。这一次,他很快就睡着了,一夜无梦。

协议签完之后的一周,李金财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。

他把刘大脑袋和河滩地上那几户人家召集到一起,开了一个会。

“各位,”他说,“张家梁上的地征了,但河滩地上的地不征了。这个你们都知道。我今天叫大家来,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件事——我打算跟上面申请,在河滩地上修一条水渠,把后山的泉水引下来,解决你们这几户的灌溉问题。”

刘大脑袋愣住了:“金财哥,你说什么?修水渠?”

“对。修水渠。你们的地为什么产量低?因为缺水。后山上有泉水,常年不断流,但一直没引下来。如果能修一条水渠,把泉水引到河滩地上,你们的地就能变成水浇地。产量至少提高三成。”

刘大脑袋的眼睛亮了:“金财哥,你说的是真的?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我已经跟周处长提过了,他说可以帮忙争取一笔资金。不够的部分,从村集体的账上出。”

刘大脑袋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站起来,走到李金财面前,伸出手。

“金财哥,我之前对你有点意见。我觉得你偏心,只顾张家梁上的地,不管我们河滩地上的死活。但今天你说了这话,我服了。你是个好村主任。”

李金财握住他的手,笑了笑:“大脑袋,你这话说得太早了。水渠还没修呢,等修好了你再夸我也不迟。”

刘大脑袋也笑了,露出一口黄牙:“修不修我都夸。你有这个心,就够了。”

赵兰花在旁边看着这一幕,嘴角翘了起来。她想:这个李金财,真是个老狐狸。征地的事刚完,就开始搞水渠的事了。他不是在补偿刘大脑袋,他是在收买人心。但你又不能说他不对——水渠修好了,对河滩地上的农户确实是好事。他做的是好事,但好事里面也有他的算计。

这就是李金财。你永远分不清他是在做好事还是在算计人。也许对他来说,这两件事本来就是一回事——做好事就是最好的算计,算计好了才能做好事。

八月中旬的一个傍晚,李小龙从县城回来了。

他带了一大包东西——给李金财买的两件新衬衫(浅蓝色和浅灰色),给张德贵买的一条烟,给赵兰花买的一条丝巾,给李二狗买的一个电动剃须刀,给李老八买的一盒好茶叶。他还给村里的孩子们带了一大包糖果和零食。

“爸,你瘦了。”李小龙看着父亲,有点心疼。

“瘦了好。瘦了精神。”李金财拍了拍肚子,“你看,啤酒肚都小了。”

李小龙笑了笑,把新衬衫递给他:“给你买的。试试看合不合身。”

李金财接过衬衫,在身上比了比:“不错不错。颜色好看。多少钱?”

“没多少钱。你别管了。”

“怎么能不管?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”

“爸,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”

李金财没有再说什么。他把衬衫叠好,放在椅子上,然后走到院子里,看着那些月季花。

“小龙,”他说,“你妈要是还在,看到你给她买这些东西,肯定高兴。”

李小龙的眼眶有点红,但他忍住了。

“爸,征地的事总算谈成了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?”

“打算?先把补偿款发下去,把迁坟的事办了,然后开始修桥、修水渠。对了,还有那片集体林地——你之前说的那个兰花产业基地的事,我想了想,觉得可以搞。等路通了,就好办了。”

李小龙点了点头:“爸,我帮你。我可以在网上帮你们做宣传,联系客户。”

“你不是在县城上班吗?哪有时间?”

“我——我想回来。”

李金财愣住了。

“你说什么?”

“我想回村里来。”李小龙的声音很平静,“我在县城做广告设计,做了三年了。一个月挣四千五,去掉房租和吃饭,攒不下多少钱。而且——而且我觉得在城里待着没意思。每天对着电脑,做那些自己都不喜欢的方案,应付那些不讲道理的客户。我不想一辈子这样。”

李金财沉默了。

他想了很久,想对儿子说“你回来干嘛?种地?你种得了吗?”但他没有说出口。因为他知道,儿子说的是真心话。这些年在城里,儿子过得并不开心。每次回来,他都能感觉到儿子身上的那种疲惫——不是身体上的疲惫,是精神上的疲惫。那种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硬撑着的感觉。

“你想好了?”他问。

“想好了。”

“回来之后干什么?”

“先帮你搞兰花产业基地。等搞起来了,再想下一步。”

李金财看着儿子,忽然笑了。

“行。回来吧。正好,我年纪大了,需要人帮忙。”

他走到儿子面前,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小龙,你比你爸强。你爸这辈子只会种地、当村主任。你会的东西多,见识也广。你回来了,咱们村就有希望了。”

李小龙的眼眶终于红了。他低下头,不想让父亲看见。

“爸,我不是什么有希望的人。我就是——想回来。想回来种地、养花、过安生日子。”

“那就回来。”李金财的声音有点哑,“回来就好。回来就好。”

夕阳西下,把整个院子染成了一片金红色。月季花在夕阳下开得正艳,红的粉的黄的,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。远处的张家梁上,苞谷地已经收割了大半,露出了一片片黄土地。高速公路的施工队已经进场了,推土机和挖掘机的声音从远处隐隐传来,像一首低沉的、有力的进行曲。

李家洼村的这个夏天,就这样过去了。

秋天来了。

(第五章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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